中国早期的书籍量词

被称为20世纪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居延木简光明图片/视觉中国

汉语中量词的大量存在，是我国语言的重要特点之一。中国早期文献保存着丰富的量词材料，其中，书籍量词材料颇为值得关注。《尚书·多士》曰：“惟殷先人，有册有典。”中国早期书籍量词的产生，伴随着简帛时代文献的流传和整理。考察书籍量词是如何诞生并发展成体系的，不仅对汉语量词发展史有所补充，对研究先秦两汉时期的书籍发展史、学术史也大有裨益。

中国早期的书籍量词，最早集中体现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（简称《汉志》）中。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书籍分类目录，《汉志》比西方同类目录的产生早了一千多年，且首次运用“章”“篇、卷”“家、种”三个层级的书籍量词来著录天下图书。《汉志》不仅是对中国早期图书整理、留存、流传情况的全面总结、量化，而且直观且客观地展现了传世经典文本的定型过程、传统学术成果的累积及中国早期书籍载体、著录形式的演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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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音乐之“章”到文本之“章”

书籍量词“章”来源于音乐文辞的段落。周代演奏礼乐，一段乐曲演奏完毕叫“章”，全部乐曲演奏完毕叫“竟”。乐曲由若干段组成，即分为若干章。乐曲配有文辞，也相应称“章”。随着文辞的音乐性消失，“章”逐渐演变为文本单位。后来泛指诗歌、文章、书籍的文本段落。清人王筠《句读》云：“《风》《雅》每篇分数章，无论入乐不入乐皆然。”由此，“章”引申为表示文本的一个部分。

春秋时期，诸侯会盟，通过吟诵《诗经》某章，彼此沟通。如《左传·文公十三年》云：“子家赋《载驰》之四章，文子赋《采薇》之四章。”描写的正是郑鲁会盟，子家吟诵《载驰》第四章“我行其野，芃芃其麦。控于大邦，谁因谁极？”的情景，表达了小国求援大国、请人来帮忙的焦急心情。

先秦时期，文本处在独立分散、动态流传之中，篇幅短小的“章”便成为这个时期书籍的常用量词。如《十二诸侯年表》就记载了铎椒为给楚威王传道授业，特别将春秋的诸侯事迹制成容易掌握理解的短章教材的故事。但这也导致一个问题，汉代整理先秦文献时，文本的版本众多、章节混乱、内容参差。一方面，由于时代久远，简牍散乱、错序；另一方面，由于文本处在动态发展中，内容重复、讹误多。

西汉时期，刘向等人校书，按照“中外皆有”“义理可法”“除其繁惑”等标准，进行校雠、合并，确定章数、章节内容，这才使得书籍有了固定的文本。《汉志》著录“《孝经古孔氏》一篇，二十二章；今文《孝经》一篇，十八章”。所以《汉志》一边将拥有众多章的文本，确定为一部书籍，一边将“章”看成是构成“篇”的固定量词，使得书籍呈现出从章到篇的层级结构。如此著录方式，结束了先秦古籍变动不居、极不稳定的状态，书籍从此进入到定本流传的发展阶段。

从简牍之“篇”到量书之“篇”

书籍量词“篇”来源于竹书。简牍，是除甲骨、金石以外，最早的普遍使用的文献载体。人们把文字刻写在简牍之上，编连起来就叫作“篇”。《说文·竹部》“篇，书也”。段玉裁注：“书，箸也，箸于简牍者也，亦谓之篇。古曰篇，汉人亦曰卷。”可见，“篇”本义指写在简牍上的书籍。先秦传世文献，多有关于此用法的记载。《墨子·非命下》“从十简之篇以尚”中的“十简之篇”代指商、周、虞、夏的上古史料；《文子·上义》“握篇籍，守文法”中的“篇籍”代指先辈的治世典籍。这些文献中的“篇”都是表示书籍。

从什么时候起，“篇”演变为量词了呢？从现有材料看，先秦时期，量词“篇”的用法就已经出现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汉简《孙子兵法》有“【十】扁（篇）所明道言功也”的记载。虽然《孙子兵法》出土于汉代墓葬，但其成书年代远在春秋时期。用“篇”来计量文章的数量，往往指文章之一部。

迄至汉代，“篇”作为量词的用法逐渐增多并且得以确定。以《史记》为例，书籍量词“篇”出现24次之多，远远超过其作为“竹书”代称名词的用法。刘向等人校理图书时，为了使书籍著录规范与统一，更是以量词“篇”统筹全书的著录标准。《汉志》规定：第一，著录的图书以书名+作者+篇卷数为标准，明确记录每部书籍的篇数或卷数。第二，书籍长短有别，短书可以是一篇，长书可以是若干篇，形成以“篇”裁书的范式。第三，厘定每部书的篇名、篇数、篇次等。“篇”在全书共计出现451次，占全书量词出现率的70%以上，成为确定书籍内容、厘定书籍样式的重要元素。量词“篇”的用法一直沿用至现代汉语，客观上推动了简帛时代古籍向现代意义书籍的过渡。可见，“篇”由名词演变为量词，代表书籍内容的起讫，推动书籍定本流传，使书籍发展更加规范化、标准化，便于更大范围的保存与流传。

从帛书之“卷”到量书之“卷”

书籍量词“卷”来源于帛书。“卷”本身是贵重的丝织品，《汉书》中常有以绢帛作为国礼赠予外族的记载。后来，人们将文字写在绢帛之上，称为“帛书”。帛书较为贵重，也可以泛指书籍。现代汉语成语“开卷有益”仍保留着“卷”作为书籍的含义。

从时间上看，书籍量词“卷”的形成要晚于“篇”。西汉末年扬雄《法言·学行》：“一卷之书，不胜异说焉。……一卷之书，必立之师。”这是关于书籍量词“卷”最早的记载。“卷”是个多音多义字，上声还可以指动词义“卷起”。帛书可以卷起来，竹书也可以卷起来，而且这样存储更方便。尹湾汉简出土的竹书《列女传》《六甲阴阳》等，都称多少“卷”。所以，汉代出现“篇”“卷”并用的情况。“篇”着眼于内容，“卷”着眼于形制。

以往观点认为，汉代“篇”“卷”混用。如《尔雅》三卷二十篇；《尚书古文经》四十六卷，为五十七篇。但通过考察《汉志》以“卷”计量的书籍，笔者发现以下规律：一是《六艺略》著录的古文经，如《尚书古文经》《礼古经》《春秋》类以及全部《诗》类书籍皆称“卷”。《风俗通义校注》曰：“（刘向整理群书）皆先书竹，为易刊定，可缮写者，以上素也。”汉人视此类文献为经典，缮写于尺素。二是图类文献，用绢帛较为容易绘制，亦称“卷”。三是著书于竹简亦称“卷”。从出土文献看，这类书籍大抵属于篇数和卷数一致，所以统一称“卷”，便于按照固定规格上架庋藏。

因此，“卷”突破了书籍载体形制的限制，广泛用来计量能够成卷收藏的书籍，表示某部著作相对完整的组成部分，客观上推动了现代意义上“书籍”概念的形成。随着纸张的出现，后人越来越多用“卷”计量图书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，“卷”就基本上取代了“篇”。

群书性质的量词“种”与“家”

《汉志》将图书划分为38种、603家。“种”和“家”表示对书籍的分类，具有群书性质。

首先，“种”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，《汉志》“序六艺为九种”“序诗赋为五种”，意思是说《六艺略》包括九大类书籍，《诗赋略》包括五大类书籍。属于同一大类的书籍在选题、体裁、体例、风格上有近似元素，逐渐演变为文学、艺术、科学等学科门类，对现代学科分类仍有启发。

其次，“家”从表示“家庭”的集合名词，引申为表示不同学术流派的量词。《庄子·天下》：“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，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。”从范围看，“家”往往指一大类学科下的不同门派，比如《诗》类文献里，典型代表就有齐、鲁、韩、毛四家。每家思想都以传世书籍得以保存。刘向等人校书就要根据不同家的学术思想，对书籍加以归类。一家代表一个学术流派，厘清各个流派的学术传承，就弄清楚了先秦学术发展史。汉代正是通过整理书籍，建构起整个先秦经典的学术脉络。这些定本流传的先秦经典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取之不尽的活水源头。

中国早期的书籍量词，肇端于先秦典籍，成熟、完善于汉代文献整理。有学者认为，“先秦两汉是汉语量词产生、发展的源头，对于汉语量词发展史的研究颇具重要意义。”其实，这一时期书籍量词的产生、发展、成熟、完善，更体现出汉语量词发展史融合书籍史与学术史的特色。特别是《汉志》中著录书籍使用的“章”“篇、卷”“家、种”三个层级书籍量词，兼顾了文本构成与篇章容量、书籍载体与著录样式、学科分类与学术溯源，推动了汉语量词发展史溯源与演变研究。

（作者：郎松雪，系黑龙江大学博士、东北石油大学副教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