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畅享丝路 遇见敦煌】天马来：早期丝路交通

原标题：【重推】天马来：早期丝路交通

酒泉丁家闸十六国时期墓葬壁画《天马图》

万马奔腾（资料图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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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刘进宝

考察丝绸之路史，不能不特别关注中原面对西北方向的文化交流通道。汉代镜铭有所谓“宜西北万里富昌长乐”文字，或许体现了西北方向的“万里”行旅与当时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富有积极意义的关联。

人们注意到，自汉武帝时代起，这条通道的文化作用，因具有神异特性的“天马”得到突出的历史显现。“天马”，成为体现汉代东西交通史主流动向的文化符号。这也是随笔集《天马来：早期丝路交通》借用“天马”为书题的缘由。

“马匹进入新疆”与周穆王“八骏”西行

中原面对西北方向，后来被称作“丝绸之路”的经济与文化交流通道，其实在张骞之前已经存在。远古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，从早期陶器、青铜器的器型和纹饰就可以发现有关迹象。西域地区海贝的流入和美玉的输出，都是非常典型的事例。原产于西亚和中亚的一些畜产品，亦可能经由西域地区传入中土。

严文明先生曾经总结新疆青铜时代以后的历史文化演进。他说：“随着匈奴文化和汉文化影响的加强，新疆各地文化之间的交流更为频繁，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通道的作用也日益显现出来。早先是西方的青铜文化带来小麦、绵羊和冶金技术。不久又赶着马匹进入新疆，继续东进转入甘肃等地；甘肃等地的粟和彩陶技术也传入新疆，甚至远播中亚。这种交互传播的情况后来发展为著名的丝绸之路。”

《左传·昭公十二年》记述周穆王“周行天下”事。出于汲冢的《竹书纪年》也有关于周穆王西征的记载。今本《竹书纪年》卷下写道：“十七年，王西征昆仑丘，见西王母。”司马迁在《史记》卷四三《赵世家》也记述：“缪王使造父御，西巡狩，见西王母，乐之忘归。”《穆天子传》记载周穆王“命驾八骏之乘”“造父为御”“驰驱千里”，以及“天子西征”“至于西王母之邦”“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，西王母为天子谣”等事迹，都可以理解为早期中西交通的见证。应当在西方马匹进入新疆，继续东进传入甘肃等地之后，周穆王西行以“八骏”驰驱千里，实现了中原文化向西的传播。

天马徕，从西极，涉流沙，经万里

《史记》卷二四《乐书》记载，汉武帝得到西域宝马，曾经兴致勃勃地为“天马来”自作歌诗，欢呼这一盛事。汉武帝歌唱“天马”的歌诗，《汉书》卷六《武帝纪》称《天马之歌》《西极天马之歌》。《史记》卷二四《乐书》写道：“（汉武帝）尝得神马渥洼水中，复次以为《太一之歌》。歌曲曰：‘太一贡兮天马下，沾赤汗兮沫流赭。骋容与兮跇万里，今安匹兮龙为友。’后伐大宛得千里马，马名蒲梢，作以为歌。歌诗曰：‘天马来兮从西极，经万里兮归有德。’”

据《汉书》卷二二《礼乐志》记载，“天马徕，从西极，涉流沙”“历无草，径千里，循东道”等文句，显示“天马”可以作为远域文化交往之象征的意义。

“天马”来路的三个空间层次

汉武帝时代在“西北”方向寻求“神马”，曾经有三种出自不同方位的良马，先后被称作“天马”。起初“得神马渥洼水中”说，屯田敦煌的中原人发现当地野马形态有与内地马种不同的“奇异者”，被称作“神马”“天马”。随后汉武帝接受张骞出使乌孙之后乌孙王所献良马，命名为“天马”。后来又得到更为壮健的大宛国“汗血马”，于是把乌孙马改称为“西极”，将大宛马称为“天马”。

据谭其骧主编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2册标明，渥洼水在今甘肃敦煌西南。乌孙国中心赤谷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伊什提克，大宛国中心贵山城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卡散赛。“天马”所来的三处空间方位，逐次而西。看来，当时人所谓“神马当从西北来”之“西北”，是有越来越遥远的变化的。

元封三年（公元前108年），汉王朝出军击破受匈奴控制的楼兰和车师。此后，又以和亲方式巩固了和乌孙的联系。太初元年（公元前104年）和太初三年（公元前102年），为了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并取得“汗血马”，汉武帝又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军两次西征，扩大了汉王朝在西域地区的影响力。

“天马”“龙为友”

汉武帝对于“天马”的歌颂，涉及行天之“龙”。《史记》卷二四《乐书》载录《太一之歌》有“太一贡兮天马下”“今安匹兮龙为友”句。《汉书》卷二二《礼乐志》作“今安匹，龙为友”。颜师古注引应劭曰：“言天马者乃神龙之类，今天马已来，此龙必至之效也。”

名将马援曾说：“夫行天莫如龙，行地莫如马。马者甲兵之本，国之大用。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，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。”“马”与“龙”作为“行地”与“行天”体现最优异交通能力的物种相并列。这样的意识应当产生于草原民族特别尊崇马的理念基础之上。秦人注重养马。据《史记》卷五《秦本纪》，“非子居犬丘，好马及畜，善养息之。犬丘人言之周孝王，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，马大蕃息”。“于是孝王曰：‘昔伯翳为舜主畜，畜多息，故有土，赐姓嬴。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，朕其分土为附庸。’邑之秦，使复续嬴氏祀，号曰秦嬴。”在他们的世界中，马是最好的祭品，与“龙”有着某种神秘关系。

“天马”的军事史意义、交通史意义和文化史意义

马政开发对于汉王朝军力的增强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汉与匈奴军事对比的弱势，首先表现在骑兵的战斗力方面。中原人从草原得到好马，是渊源悠久的民族交往形式。伯乐、九方堙为秦穆公求“天下之马”的故事，书写了中国古代养马史重要的一页，也可以看作汉武帝时代“天马”追求的历史先声。

人们自然会注意到，“天马”西来，所经行的正是张骞使团的路径。当时，据说“殊方异物，四面而至”“赂遗赠送，万里相奉”。新疆罗布泊地区出土汉代锦绣图案中“登高明望四海”的文字，正体现了当时汉文化面对世界的雄阔与胸襟。“天马”作为一种文化象征，既体现汉代中西交通取得历史性进步的一种标志性符号，又体现着以英雄主义为主题的志向高远、视界雄阔的时代精神。

“天马徕，从西极”，对于中原社会的文化生活也有积极的作用。杨泓《美术考古半世纪——中国美术考古发展史》指出：汉代“具有艺术效果的雕塑品，许多被安置在都城长安的宫殿池苑之中。”“至于大型青铜动物雕塑，有武帝得大宛良马后铸造的铜马，立于鲁班门外，并更名为‘金马门’。”来自西域的“西极马”和“天马”，对汉代造型艺术产生了明显的影响。从汉武帝时代到东汉时期，“骏马雕塑都一直以‘天马’为摹写对象，不论是陶塑、木雕还是青铜铸制，也不论是出土于都城所在的西安、洛阳地区，还是河北、甘肃，乃至四川、广西，骏马造型都显示出‘天马’的特征，匹匹都塑造得体态矫健，生动传神”。“天马”以其俊逸雄奇，成为汉代文化风格的典型代表。

（《天马来：早期丝路交通》，刘进宝主编，王子今著，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）